这份幸而流传下来的大顺政权诏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实际上是起义农民向明王朝发出的一份最后通牒式的劝降书。诏书全面地揭露了明廷的极度腐败，指出这个朝廷维护的只是贵族、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天下的财富都落到了宗绅（明宗室和官僚）、公侯、宦官的手里，对于平民百姓却“征敛重重”，造成了“闾左之脂膏罄竭”。这就迫使人民起来同他们拼命，即所谓“民有偕亡之恨”。接着，李自成庄严地宣布：“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表达了他和广大群众具有共同的命运，要把农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为了减少进军中的阻力，诏书给朱由检指明了出路，要他“度德审几”，看清形势，及早投降。诏书的革命性是显而易见的。
过去有的史学著作，在“君非甚暗”一语上做了不少分析，似乎认为在李自成眼里，崇祯皇帝也不那么坏，主要是大小臣工为非作歹，把大好山河弄得乌烟瘴气。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因为既然目的在于劝降，语气上就不能不稍留余地，如果把朱由检说得昏暗已极，劝他识时务就成了对牛弹琴。诏书中没有涉及“三年免征”一类的革命政策，是限于诏书本身的针对性，不能认为它比崇祯十六年发布的《剿兵安民檄》倒退了一步。就精神实质而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当然，我们并不讳言，诏书中存在一些消极成分，主要表现为天命论。这虽然同诏书起草人的遣词造句有关[80]，但毕竟反映了李自成作为一位旧式农民革命领袖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过，对诏书中的天命思想也需要分析，它明显地继承了“天心视我民心”的进步思想，还出现了“肆昊天既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祲”这样的句子，对天皇老子也不无微词。可见，借“天命靡常”“帝心已改”做文章，主要是为了抹去朱明王朝正统地位的神圣光圈，为大顺政权取而代之做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