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急宜讲求农工之学
仁和叶澜拟稿
窃以立国之道，莫要乎自强，而自强之基，莫先乎富国，是故《轻重》《九府》之书成而齐威以霸，务材训农之政举而卫文以兴。中国自农家者流绝而树艺播种之法失其传；《考工》之记亡而饬材成器之官旷其职。于是二千余年以来，民皆锢其智，蔽其聪，举凡农、工、商三者，皆听民之自为盈虚消长于其间而不之问。加以立约互市，启敌狡谋，外人之以商弱我，非一日矣。侵我权利，增我漏卮，夺我生业，吮我脂膏，小民穷蹙，乃至无以自活，虽有管敬仲、公孙鞅、桑弘羊、刘晏之徒相与持筹握算，亦将瞠目结舌而无所为计。然则至今日而始谈农工之务，是犹见兔而顾犬、亡羊而补牢也，不亦晚乎？然而，至今日而亟谋农工之务，是则尚能顾犬，尚能补牢，虽晚而犹未晚也。
间尝考西人之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顾目今中国帑藏告匮，司农仰屋而嗟，国债日增，海关不敷作息，流亡载道，匪党横行，说者谓急宜开矿以辟利源也，急宜保商以作抵制也。不知欲开一矿，必立公司，必购机器，必延矿师，必招工匠，动需数百万金，而矿苗之有无、利息之厚薄，尚在未定之天。往往一蹶不振，半途而废，此非资本厚、识力定者，不能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