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主要劳动成果是书刊，而书刊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也能作出较公允评价的，因此，对编辑实行奖励是最有条件实行得比较公平合理的。所有的书刊，大体分起来无非是这样四类：一、社会效果与经济效果都好的；二、社会效果好、经济效果不一定好甚至差的；三、经济效果好、社会效益一般或不够好的；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不好的。因此，对编辑的奖励也可以从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来考虑。一般情况下，凡是属于前三类的图书，都可以给予适当的奖励；对于第一类的图书，要重奖。对属于第四类的图书则要适当给以处罚。这样，既可以调动和发挥编辑的积极性，又可保证出版物的方向。
（《上海出版工作》1984年第12期，署名：明云）
关于编辑学的断想：试谈编辑的战略思想
打仗时两军对垒，需要战略指挥家运筹帷幄，才能稳操胜券；一个国家要治理好，也需要政治上经济上的战略思想家高瞻远瞩，才能稳步达到预想的目的。做编辑的人不过编编图书，也需要战略思想么？我说：要的，而且很需要。
笔者近来参观了几个书展，走了几家书店，又看了一些出版家的着作，深感这个问题的重要。书店和书展中，尽管图书也琳琅满目，为数不少，但总给人以重复和零碎的感觉，系统的、成套的、属于“基本建设”所必不可少的重头书实在太少以至于没有。譬如个人的全集，除了已出的鲁迅和正在出的郭沫若之外，似乎就找不到第三人了。郑振铎同志在1957年对国内出版界提出的批评——认为当时国内出版界，既没有出大部书的计划，连丛书也不大见，这样零零碎碎出书，对读者用处不大——从总的方面来说，似乎还没有过时；而他当时提出的“应该多出大部头的书”的建议，现在虽有所实行，但还是很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