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社会制度和伦理规范的建设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方面，两书也有根本区别。《淮南子》对于政治、文化等制度的建设，很少论及。对伦理规范的建设，也无啥建树，只是用道家清心寡欲、全性保真、无为弃智的一套理论，消极地去影响社会。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它集黄老之学之大成有关。而黄老之学，从本质上讲，只是一种重功用的政治理论，而非精于思辨的哲学体系，因此，它忽视社会制度和伦理规范的建设。《春秋繁露》与其不同。它首先着意建立封建官僚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不仅改变了先秦儒家私门传学和法家“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的传统，集两家教育思想和方法的精华为一体，为大规模培养人才开辟了道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把政治教化的施行，家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与读书致仕的制度结合起来，构成了不同于先秦更不同与亡秦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与官吏选拔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至于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深远的“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的确立，则更集中地反映出董仲舒在社会控制方面的战略眼光。